英国的努力问题本质上是回报问题，雇主和政府大臣都能解决

英国人并未不再热爱工作。他们只是越来越不愿意付出超出岗位要求的东西，因为现有安排对额外努力回报不佳，也让他们对自己如何完成工作几乎没有发言权。我们认为，这是对证据更可信的解读，而且它指向雇主和政府大臣眼下就能采取的补救措施。

先从钱说起。这一论断建立在薪酬落后于生产率这一说法之上：员工被要求每年提高生产率，而实际收入却停滞或缩水，收益则流向所有者和高管。我们无法根据手头材料核实这一差距有多大，而且这一论点理应获得比通常更扎实的数据支撑。但行为反应的逻辑很清楚：当额外付出的回报存疑时，愿意额外付出的人就会减少。

税收和福利制度在某些特定节点上加剧了这个问题。批评者称，收入在10万英镑左右时会遭遇陡峭的税负惩罚，而儿童保育断崖又使得在孩子达到学龄前，升职或延长工时很难说得上划算。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政府实际上是在父母本可能事业进阶的时候，付钱让他们暂停职业发展。这不是工作态度的文化转变，而是一种价格信号，人们对此做出理性反应。

然后是掌控感。员工们形容，工作被合规流程、反复汇报、照本宣科的客服——员工无权自行解决问题——以及无论业绩如何都强制将一定比例员工列入末位的绩效制度掏空了。按这种说法，凡事都要量化，挤掉了自主裁量空间，而敬业投入恰恰存在于自主裁量之中。一个什么都决定不了的人，几乎没有理由关心结果。

最有力的反驳意见则相反。它认为，英国人工作时间减少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么做：鉴于高边际税率，高收入者可以降至每周工作四天而不严重损害生活水平；低收入者则可以依赖各种补贴，因此这一制度将收入向中间压缩，削弱了额外贡献的回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并不否认。当选择闲暇的成本很低时，一些人就会选择闲暇。

但请注意这一反驳承认了什么。如果税收和福利结构使额外努力几乎无利可图，那么问题仍然是努力的回报，而这正是争议所在。它的解释力也不及它所宣称的那么强。它无法解释那些表示只要对自己的任务有决定权就乐意多做的员工，也无法解释那些限制自主权、却又纳闷员工热情为何消退的雇主。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处：现行安排下，更努力工作的回报太低——无论是金钱还是自主权方面。

那么应该怎么做？英国财政部应公布一项评估，说明10万英镑门槛与儿童保育支持共同对承担更多工作的激励产生了何种影响，然后改革其认为扭曲最严重的断崖。雇主应废除强制分布评级，把决策权交还给最接近客户的员工，并让加薪与他们员工队伍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更明显地挂钩。无法证明这种关联的董事会，就应该料到员工会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

这一切都不需要关于英国民族性格的新理论。它需要的是让额外努力值得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