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努力缺口是薪酬与控制问题，而非品格缺陷

我们不认同英国人已经不再热爱工作的说法。更合理的解读是，许多员工已经注意到，额外努力得不到应有回报，而且他们对如何完成工作的话语权更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解决之道在于英国财政部的规则和管理实践，而不是关于态度的说教。

先从钱说起。最有分量的论点是，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因此“更努力工作以换取更好生活”的惯常交易已经弱化。我们无法根据现有证据核实这一差距的大小，而且不同行业情况不同。但这一说法与许多员工的描述相符：薪酬跟不上物价，而高层的回报却在上升。

税制加剧了这个问题。父母描述了一种模式：加薪使收入超过10万英镑门槛，再加上失去育儿补助，结果他们境况没有改善，甚至更糟。对他们来说，在孩子开始上学前拒绝升职不是懒惰，而是算账。一个恰好在人们被要求承担更多时让努力回报更少的制度，正在与自身目标背道而驰。

然后是控制权。许多员工表示，他们不再被信任去作决定，因为流程、照本宣科的话术和量化考核已经取代了判断力。按分布曲线对员工进行强制排名尤其令人恼火，因为无论团队表现多好，都必然有人被打低分。合规和报告任务也被认为挤占了真正的工作。自主裁量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份工作是否值得做好，而剥夺这种权力就剥夺了努力的理由。

最有力的反方论点则方向相反。它认为，英国人工作更少是因为他们负担得起：高收入者面临高企的边际税率，可以在几乎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减少工时；而低收入者获得补贴，削弱了额外工作带来的收益。按照这种观点，罪魁祸首是税收和福利结构，它把到手收入压向平均水平；公共部门提供稳定、舒适的岗位，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更低。

这有一定道理，我们并不否认。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支持了我们的立场。如果边际税率和福利退坡让额外努力得不到回报，那么缺陷就在于回报结构本身，这不过是换了个角度的同一项抱怨。为更敌意的版本——即人们选择舒适的懒散——所提供的证据只是轶事，而且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没有这种选择的人，比如表示必须干到退休的员工，也报告自己缺乏投入。它也无法解释人们对自主权的挫败感，而这与税收无关。

接下来应采取的行动很具体。英国财政部应公布收入在10万英镑门槛附近的劳动者，以及处于育儿补助断崖的父母所面临的有效边际税率，并制定计划平滑这两道门槛，使任何家庭都不会因为多挣钱而受损。大臣们应以下一次财政事件中是否出现这项计划来接受评判。

雇主也有自己的任务。它们应放弃强制分布排名，审查哪些合规和报告职责能产生真正价值，并赋予一线员工当场处理常规事务的权力。董事会还应公开说明生产率收益如何在薪酬、投资和股东之间分配。如果努力取决于回报和信任，那么恢复这两者，比诊断整个国家丧失雄心要便宜。